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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丨特木:四队的北京知青,小康把小孙掐死了

特木热夫 新三届 2022-12-28


作者简历

本文作者2017年克什克腾旗
特木热夫,蒙古族,1955年出生。1967年入师大附中(69届)初中,1973年1月高中毕业,12月当知青,曾在巴盟临河和伊盟杭锦旗两地生活劳动。1978年3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。1982年毕业分配在内蒙古劳动局。1989年自办小企业,著有《锅炉实践》一书。2015年退休。


原题

四队的北京知青




作者:特木热夫



九曲黄河,源自青藏高原,行程五千多公里,最后流入黄海。

黄河在地图上大致形成一个“几”字,第一次拐弯是遇到了六盘山,河水滔滔,向北流去。迎面遇到了阴山山脉,河水被迫第二次拐弯,沿着阴山山脉南麓向东流淌了大约500公里后,又遇到了不能逾越的山地,这次是拐向南,沿着南北走向的吕梁山,直向南奔流了650公里,一头撞到了巍峨的秦岭,不得不扭头向东流去。

从秦汉时代起,就把被黄河“几”字形“套”住的地方(今内蒙古的伊盟和陕西北部)称为“河套”地区;从延安以北,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。这片土地,虽然被黄河三面围绕着,居然不算在黄河流域内,因为它地势高,浇灌不上黄河水。

据说古代这里是草木茂盛,后来越来越干旱贫瘠,虽然近代成了“革命圣地”,但是坐了天下的革命领袖,却从来没有回去过,可见这地方不被人待见。

1950年开始,“河套”这个称呼被赋予了能够使用黄河水灌溉的地方,黄河以南再也不称其为“河套”了。
  
上面说的河水第二次拐弯的地方,黄河的北边,就是至今著名的“河套地区”,这里能用黄河水灌溉农田,在年降雨量只有三四百毫米的干旱的西北地区,水太宝贵了,有水就能浇地,就能种庄稼,这里形成了大约一万平方公里的产粮区,留下一句老话:“黄河百害,唯富一套。”【注1】


照片视角是从北向南,巴盟磴口黄河水利枢纽兼公路桥,兴建于1956年;远处,黄河南岸是伊盟杭锦旗,近处是主干渠,俗称“二黄河”


1968年夏天,四队分来了10个北京知青。

四队完整的地址是: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乌兰图克人民公社五大队四队。

“乌兰图克”是蒙语中“红旗”的意思,这种地名一听就不像是来自古老的历史。就像北京郊区的“中阿人民友好公社”,注定不会长远。
    
每个生产队都是一个自然村,四队有42户,老老少少的百多口人。

每个工值四五毛钱,只要好好劳动,年底扣除口粮钱,劳动力多的家庭,总能分到几十块钱。

    这个工日的价钱,在整个大队的12个生产队中,属中等,既不是最高的,也不是最差的。

“好好劳动”,意思是每年出工必须达到300天以上,那些年,冬天也有干不完的活,战天斗地学大寨,平整土地修水利,只要能“受苦”(社员们把劳动称作“受苦”),男性壮劳力一年挣300个工没什么问题。
 
1968年夏天,这10个北京知青分到了四队,两辆大胶车拉着他们进了村,一堆女人和孩子围着看热闹,生产队里给他们盖了一排房子,打了土炕,安顿住了下来。

知青的房子一排五间,在村子最南边,是四队最大的建筑物了。当地方圆百里没有石料,也用不起砖瓦,房子都是就地取材,用大块土坯砌筑,这土房子盖的有点仓促,来不及拉土夯高地面,是平地起的墙体,房子的显得低矮一些。队里的木匠赶制了门窗,木门是双扇开的,木窗棂上糊着白麻纸,中间有一块书本大小的玻璃。

河套地区的农村,可以说是西北地区比较典型的农村,这些村子没有什么悠长的历史,从大约百年前这里成了“黄灌区”之后,各地农民陆续来这块土地上谋生,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土里刨食,自称是“受苦人”。

从北京到临河的农村,生存的环境变化剧烈,最重要的事是一日三餐,先从吃饭说起吧。这里是以糜米为主,小麦只占一两成。

糜子在后套一带广为种植,别处少见。在“五谷”中居首的“黍”就是“糜子”。这种庄稼外表长的和南方的水稻差不多;水稻有黏性的粳稻和不粘的籼稻两种,糜子同样也分两种,黏性的叫“黄米”,磨粉后做炸油糕,不粘的糜米做米饭。从队里领到的是未加工的原粮,糜子要拉到“机房”(有一台12马力柴油机为动力),用碾米机去壳,小麦要用钢磨加工成面粉。每个生产队里都有“机房”,加工原粮不用出村。知青不养猪,粮食加工的副产品是米糠和麸子,还可以换一点粮食的。

快要成熟的糜子

买日用品要去大队供销社,离四队有七八里地,可以买到烟酒、盐、花色不多的布匹、煤油和针头线脑等日常生活用品,没有蔬菜;供销社收购生猪和鸡蛋,并不卖农产品。

供销社有醋,但没有酱油,老乡们从来不用这种东西。知青们后来从北京带回来一种叫“固体酱油”的东西,是“语录本”大小的黑乎乎的硬块,溶在水里,倒是有酱油的味道。

四队没有电,除了靠公路的公社所在地以外,大部分生产队都没有电。没电的情况不难想象,城市的居民小区偶尔停电,一片漆黑,享受惯了电灯的人,总觉得烛光太微弱了,即便点燃三四根蜡烛,仍然觉得光线昏暗,不如一个25瓦的白炽灯亮。

村里用煤油灯,亮度不如蜡烛,用蜡烛太奢侈,一根蜡烛9分钱,两根半蜡烛钱能打一斤煤油!生产队的会计年底做账时,可以报销10根蜡烛,除此之外,村里没人用蜡烛,打一斤煤油,省一点用,能对付一两个月。

煤油灯有一个很薄的玻璃灯罩,这个东西挺娇贵,最怕蹦上去水滴,灯罩烧热了,见水滴就炸裂。没有了灯罩,灯不亮,还冒黑烟,熏的人鼻孔黢黑。

没有电的冬夜,漆黑漫长,做不成什么,只能早早睡了,成年人在黑暗中做一些杂乱无章的动作创造新生命,所以没电的地方特别有利于人口的增长,贫困且没有电的地区,从不缺贫困儿童。
 
四队分来的10个北京知青,5男5女,也许有鼓励知青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含义,不过人毕竟不是牲畜,不能用简单的数字进行匹配。

五个女知青里最出众的是小韩,身材容貌皮肤头发都好,人堆里很显眼;村里老乡们没有啥形容美的词汇,只说“这女子真长出点样子啦!”其他四个女生容貌也都很周正,但无论如何,在小韩的灿烂光芒照耀下,只能是相形见绌了。

男生自然不能凭脸蛋让人信服,五个男知青里边王纯显得老成些,剩下的孙小虎、康长胜还有小杜、小石,一个比一个更像大孩子,稚气未脱。

这十个北京知青,大多是平民子弟,来自几个普通的中学,都是初中生。
 
孙小虎的父亲是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所长,京城里的高官显贵多了去了,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算不了什么,但是在平头百姓的堆里,小孙也算是“高干子弟”了。

孙小虎这人,个子不高,长的虎头虎脑的,他从小在山东老家跟爷爷奶奶长大,到九岁那年来北京上学,跟父亲一起生活。因为从小家庭生活不正常,缺少母爱,小孙有点“匪气”,爱“玩狠的”,据说还练过几天“铁砂掌”,和谁都横眉立目的。他借其他知青的东西大多不还,还满不在乎;他下乡以前就抽烟,没钱买烟了就和知青同伴借,他也不多借,每次就借5元,再多借别人也没有。

康长胜连这5元也没有,他就让小康打个借条,他从生产队会计那儿拿,记在小康账上,知青有安家费在生产队帐上,会计也不敢不依他。

有一天他和小康起了争执,孙小虎抄起门后的铁锹就劈,小康手脚还算利索,抓起木锅盖抵挡,结果锅盖劈成了两半,小康左臂骨折了。

打架其实是“比狠劲”,谁出手狠不计后果,谁就是胜利者,这一点和上战场完全不同,战场上你可以消灭敌人,但打架不能,高一些的小康根本不是比他矮半头的孙小虎的对手,小康没有狠劲,没等开打就败下阵了。

无论北京的知青名声有多么大,革命意志多么坚强,吃饭也是头等大事。一开始知青有集体灶,最西边的一间屋子作食堂用,队里派了做饭的,这种“大锅饭”坚持了半年天气,最后的结局还是散伙,后来就三三两两的各自为战了。

食堂解散后,孙小虎和小韩很快就凑对起伙,吃住都在一起了。

我1973年冬插队到了五队,和四队相隔不远,大约三四里地,所以经常去四队的北京知青那里去串门,落脚点是王存家,那时王存和张淑德已经结婚,住着知青点的一间土房。

我一直也没有见过小韩,无法描写她是怎样的花容月貌、天姿国色,据王存讲小韩的确很漂亮,我也不好再问是怎么个漂亮法。

小韩的父亲是军人,老革命,什么级别不清楚,但一封信就能把小韩介绍到广州军区参军入伍,可见绝非平凡人物。

小韩走时和谁也没有打招呼,也不用去公社办户口,“净身出门”,奔向了鲜花盛开的南国,奔向了阳光灿烂的光明前程。在四队的这段生活就像是夜里做了一场噩梦,醒来已是黎明了。

小韩和孙小虎共同生活时有了一个男孩儿,小韩走后,孙小虎没法一个人带孩子,北京家里的后妈不接纳,无奈他只好把儿子送回山东老家了。

康长胜的父亲是老北京的住户,1949年以前开着一个酱菜铺子,属于“前店后厂”那种模式,就是一个店铺带酱菜作坊。酱菜的主要原料是萝卜和盐,为了有便宜的萝卜,老掌柜的在农村还有几亩菜地。

酱菜铺子挣的是穷人的钱,看着买卖挺红火,但是来的主顾大多是买两三个酱萝卜,就着咸菜啃窝头,所以康家算不上什么有钱人。

划分成分时,康家不太幸运,本来也可以定为“小业主”的,因为腌菜的季节来帮忙的亲戚和雇工刚好是八个,按政策被定成了“资本家”。

据说,在著名的《资本论》里阐述过“资本家”的定义,经过精密计算,雇佣七个工人是小生产者,八个就是剥削,属于资本家。

谁也没有想到,革命导师的这个伟大论断,彻底影响了康家的命运。

康掌柜的很后悔,干嘛多用了一个人呢?

康长胜是1951 年出生的,是属于“生在共和国,长在红旗下的一代”。小康三四岁那年,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,康家的酱菜铺子和作坊包括菜地整体被国家赎买,折新人民币8000元,20年付清,每月可以领33元3角3分。康掌柜的成了国营酱菜厂的职工,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

文革开始那年,康长胜是初二的中学生,因为不上课不考试了,他还着实高兴了一阵。到了七八月份,学校里有了红卫兵,但没有他的份儿,康长胜为此还在众人面前哭过,他急切想参加革命,虽然出身不好,但听高年级的学生宣讲党的政策说,出身不能选择,但道路可以选择,只要全心全意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,还是有光明前途的。

谁不想有光明前途啊!

小康开始积极表现,帮着贴大字报大标语刻蜡版推油印机散发传单,在著名的“红八月”,小康伙领一帮红卫兵同学去抄自己家,他们去晚了,早有其它学校的小将们捷足先登,把几间屋子翻了一个底儿掉。

小康的母亲早年就病逝了,家里只有他父亲,如今被勒令跪在院里,向人民请罪,每个“革命小将”都用皮带抽了这个“老反革命”几下,有人提议,该考验考验小康能否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了。

小康抡起皮带,狠狠地抽向父亲,皮带扣打在父亲头上,血流了下来,这个瘦小的老男人突然抬起头看了小康一眼,这目光中没有痛苦和责备,也没有乞怜,他深情地看了儿子一眼,目光中充满爱怜,好像皮带是打在了小康身上。

小康再次举起皮带的手突然僵在半空……

小康的父亲伤痕累累,当天晚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小康的哥哥嫂子在京郊的门头沟煤矿工作,等赶回家时只看到老康冰冷的尸体。

小康落了一个两头不是人,学校里的红卫兵认为他立场不坚定,斗志不坚决,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。亲人们认定是他打死了自己的父亲,是猪狗不如的畜生。去学校,他是“黑崽子”,回家?没有了亲人,他家的房子被街道的革命造反派分配了新住户,只给他留了一间南房,里边堆满了他家的杂物,他哪里还有什么家呀!

1966年,小康才15岁,心智并不成熟,没死的决心,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,活着到底为什么?

1968年夏天,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,用不着动员,小康是最早报名下乡的一批学生,他完全是自愿的,他一天也不想在北京待着,在这片热土上,他惶惶如丧家之犬,只盼着早一点离开这座城市,离开这个令他伤心绝望之地。

要是小康一直活到今天,他绝不会说什么“青春无悔”,他的青春有无法述说的懊悔,一定悔的他肝肠寸断,痛彻心扉。

我认识小康以后,没和他说过几句话。那时他已经插队五年又七个月了,我只觉得他很孤僻,性格有点古怪,日子过得很苦,比别的知青还苦。

1974年春末,有一天上午小康路过我住的知青点,我招呼他进来喝口水,问他干什么去?小康说是上养路段,那时候生产队每年都有派民工的任务,去养路段修公路或者是去水利上修渠。

走民工挺苦,一走就是大半年,社员们一般不愿意去,小康自报奋勇,所以年年走民工。走民工的报酬是每天记12个工分,然后以工分参加生产队年底的分红。每个社员都有三分自留地,小康那份地自己种不成了,委托给合适的社员家,依惯例,按照三分地打100斤小麦(这是自留地的产量,每亩能打三四百斤)计,对半分成,他能得50斤小麦。

他背着行李,扛着铁锹,还带着几十斤粮食,要步行二十多里去养路段;带着这么多东西,生产队也没派人用小胶车送他。我下乡时带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,对小康说我送送你吧。小康不肯,我执意要送,他也就不说什么了。我先把他的行李卷和粮食捆在后支架上,铁锹头朝前绑在车梁上,这样我和小康轮流推着自行车,上路了。

我和小康一路聊天,我知道了不少他的经历。

路过一个铁路小站时,我们俩坐在一个平时不过火车的支线的铁轨上休息,小康抚摸着冰冷的钢铁,说:“这铁道一直通到我家。”

那个小站的名字叫“景阳林”。

到1973年底,四队的北京知青还剩下五个,王存、孙小虎和康长胜 ,女知青是张淑德和石文英。其他五个知青,小韩是自己走的,小杜病退回了北京,临河机务段招工走了两个男知青,小周抽到公社中学教书去了。

自从村里来了北京知青,村里的年轻人有了去处,知青的住处成了“青年俱乐部”。男青年王四和知青们很熟,他对小石更关心一些,常从家里拿些猪油、鸡蛋、葱蒜的。这王四的名字不记得了,家里排行老四,大家都叫他“王四”。

他家的成分是中农,但后来日子越过越穷,因为太穷,他家哥四个都没有成家,全家五个“光棍汉”,没有女人,他爹真成了“王老五”。

王存和张淑德两个人成了家,小张在大队合作医疗当赤脚医生,女知青就剩下小石一个独自生活,孤木难支,她和王四确定了恋爱关系,按村里说法就是两人“好上了”。

1969年四月底,“九大”【注2】胜利闭幕,举国欢庆,各生产队组织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地去公社报喜,王四和十几个青年也参加了。

走到离公社不远的嘎毛河(总干渠)桥上,风把一张毛主席画像吹到河里,王四嘴贱,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亢了(口渴的意思),扒到渠壕里喝水去了。

王四和小石两个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,后来小石怀孕,肚子大了。两件事被汇报到公社,一根麻绳就把王四捆到了公社武装部,喝令他老实交代如何恶毒攻击伟大领袖,如何强奸了北京女知青。

王四是个机灵人,明白这两项罪名的任何一项,都能要了他的小命,所以死不承认。

反革命分子不投降,一根麻绳吊起来,打得王四杀猪般嚎叫,再问还是原话。负责审他的也是下手最狠的那个,王四打探出这个人姓龙,下次挨打时就大喊“龙大爷饶命!”后来用麻袋蒙住头打,他还拼命喊“龙大爷饶命”,打人的就住手了。

一头攻不破,还有另一头,公社里把小石请去,妇联主任亲自和她谈话,答应小石,只要承认是王四强奸,立马把她安排病退回北京,想在临河县里安排工作也行,只要小石一句话。

当时强奸女知青是很重的罪,小石明白只要自己一松口,就是要了王四一条命,所以一口咬定是自己愿意的,死不改口。

这事折腾了将近一个月,公社里有人一心揪出个现行反革命加强奸知青犯,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战果,到最后也没有搞出来真凭实据,没法往县上报,最后把王四放了。

王四回家那天,王家老少五个大男人,一起给小石跪下磕头,小石算是对王四有救命之恩。一场风波过去,王四和小石去公社登记结婚,王家弟兄四个,结果老四最先成了家。

每年冬天,养路段歇工,小康回到生产队,回到那间小土房。为了省柴火,他和孙小虎住在一起,小孙睡炕头,小康睡炕尾,中间用两个木箱子隔开,躺下后互不照面。

1974年底的一天,孙小虎和康长胜打起来了,那天他俩都喝了酒,小孙打小康,小康埋藏在心底近十年的仇恨一时迸发出来,死死地掐住了小孙的脖子不放。

小孙死了,康长胜很坦然,好像没事儿的人一样,继续睡觉,他在炕上,小孙就躺在地上。

第二天早上,小康把小孙的尸体塞到房子中间的菜窖里埋了,生活一切照旧,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过了几天就是1975年元旦,那天我去四队串门,我和王存、张淑德两口子还有小康,四个人一起吃的饭,晚上我就睡在小孙的铺位。我和小康躺在被窝里抽烟聊天,他很平静坦然,平常不爱说话的他,那天袒露心扉说了很多。

小康在春节后回了一趟北京,这是自1968年离开北京后头一次回去,他想在他父亲坟墓前磕几个头,说几句话。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,他父亲既没有坟墓,也没留下骨灰。

如果小康的父亲有坟墓,他会和长眠于地下的父亲说什么呢?

春节后,小康去了小孙父亲工作的那个派出所,直接对小孙父亲说我杀了孙小虎。   

后来他被押回了临河县,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。

小康在看守所羁押期间,把自己的遗体卖给了巴盟卫校做解剖实验用,一百多元卖身钱都买了酒和食品,请所有看守所里的人吃喝了一顿。

这是1975年5月,康长胜正好24周岁。

如果卫校的标本室还在用原来的人体骨骼当教具,如果其中某具骨骼的左臂有骨折后形成的瘢痕,那就是小康。他活着虽然不算幸福,但对生活会毫无依恋吗?他炕上那个木箱里还存着一袋糜米、一袋白面呢。

王存和张淑德,1976年夏,摄于北京友谊照相馆。懂摄影的人告诉我,这叫“黑背景”


后记:

王存和张淑德在1970年代末知青回城的大潮中,按“病退”政策回到了北京,王存在北京公交公司8路公汽当售票员,张淑德被分配到街道工厂。夫妻俩回北京后有了孩子,我见到时刚学会走路,是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,一个北京女孩儿。

王存的母亲家在王府井大街北梅竹胡同10号,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过几次,那是一个狭长的不太杂的大杂院,我从没想到过在距离繁华的王府井商场这么近的地方,竟然是这么真实的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。胡同对面有一个天主教堂,如今大概早就拆迁了吧?


孙小虎的儿子今年应该有五十了,不知道他找到自己的母亲了没有?听说小石后来也回到北京了,她的丈夫王四也一起来了。

绝大多数的知青回城后,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仍然是艰苦的,但对插队多年的知青来说,和家人团聚、享受城市文明,已经是生活在天堂了。

北京,祖国的首都,我希望你善待他们,善待所有的知青和外地人。

祝福所有的知青都晚年生活幸福、健康长寿,也希望知青的后代生活幸福并理解你们的父母所经历的一切。

2021. 11. 于呼和浩特

【注1】“河套”有其它说法,有宁夏平原(“西套”)和土默特平原(“前套”)。

【注2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,1969年4月1日于北京秘密召开,4月24日闭幕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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